（本文原刊於《字花》第41期，2013年1月。）

我開始懷疑，我們可能做錯了什麼，使新文本變成一個奇怪的符號。我已不只一次聽到一些年青觀眾大談看新文本演出經驗，而他們說卻只不過是一些另類一點、實驗性強一點的作品。而又有另一些資歷較深的劇場工作者，也會在我們面前說：「哦，這就是新文本吧……」語帶驚訝之中又有點嘲諷。我們對新文本並不有太準確的把握，這點我們老早就知道，而我們甚至一度有這樣的一個共識：新文本不是一個嚴格的戲劇概念，而是一個討論劇場美學的策略，它更像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名詞。在我們的交談之間，經常出現象「這作品很新文本」、「這劇本不太新文本」之類的說法。但現在我竟然發現，當別人也開始注意到我們的新文本運動時，卻好像在把新文本理解為別的東西。當然哪些是新文本哪些不是，本來就沒有客觀標準，但如果別人說的跟我們所想像的之間落差太大時，我們是否有必要檢討：我們是否有需要把新文本再說一遍，甚至幾遍？

千頭萬緒的事，總先得找個源頭。我總是把「新感受性」看成是新文本的最要重基礎，Susan Sontag視「新感受性」（new sensibility）為現代藝術的特徵，舊式的藝術詮釋方法不再適用，因為作品難以解讀，觀眾只能以較感官的方式跟作品接通。這是一種很「前衛」的藝術觀，像好些年前的進念、這些年來的何應豐、或者是近這些年的一些編作性很強的青年劇場，感官性的舞台元素很多，傳統的戲劇結構很少，觀眾往往不那麼容易直接解讀，卻有著大量即時的官能刺激。有些人會把這些作品都歸入新文本，原因是它們依然有一個劇本，仍然是用語言和情節來表達，即使它們都很片碎，有時有點拼湊。

這種很片面的想像說明了兩點：一、戲劇美學和戲劇史的教育對觀眾十分重要，二、望文生義這種習慣對任何一套論述的建構都是危險。「前衞」、「後現代」這類美好但寵統的詞彙雖然有點過時，但試圖用一些曖昧的概念去命名一些看得不大明白但感覺良好的作品，這種想當然耳的想像彷彿一直在人們的美學意識裡植根。新文本正是由於其「新」，任何人也很容易把一些仍然保有文本，但表現方法有點「新」的作品統統都視為新本文。而情況更為險惡的是，普通觀眾對戲劇美學的複雜性認識不足，而部份劇場工作者則因其訓練背景而對戲劇美學有著不同僵化程度的理解，因此那「新」並非創新的「新」，而僅僅是未曾見過的「新」而已。

還有另一個極端。有些朋友的美學觀走得很遠，在一種後現代化的戲劇思潮裡，他們或許覺得，仍然堅持文本似乎也變得有點過時，所謂新文本，似乎不過是繼承著以語言為戲劇根本的偉大傳統，其「新」之處，不過在於它們是新寫的吧了，在本質也未必有什麼創新之處。我不願說這是貶低新文本的想法，我寧可相信，當大家仍然相信語言在劇場還有存在價值的話，那麼就必須仔細辨認不同文本之間的差異，哪怕是這些差異並不顯著。

戲劇以模仿現實為己任，當然不是現代人才有的觀念。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已談過了很多，也直接影響著整個西方戲劇的發展。但細分之下，又不難看到戲劇中對「模仿」和「現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異。就好像自然主義要求把現實的表象真接倒模，而荒誕劇則要求透過語言和情景抽取現實中的荒謬一面，於是它們在構作文本的方法上就有很大差異。新文本不夠「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並沒有如布萊希特或荒誕劇那樣的顛覆性，在我們所讀到的那些作品中，似乎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舊有的語言技巧，像荒誕情境、詩化語言、後設情節，諸如此類。只是在十九、二十世紀戲劇流派眾聲紛鬧之後，當代劇作者都開始從這些戲劇資源中汲取創作養份，而同時又在整合不同流派中的東西，以切合當代劇場的需要。所以我只能把新文本的「新」，視為一個海納百川的過程，而不是任何一種主義、流派或理論。

說到這裡，我終於發現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新文本無法定義，只能意會，既然如此，一百個觀眾就有一日種新文本，那麼無論我們如何聲嘶力竭地大談新文本，別人的接收也總會有所偏差。

最近我們正在架設一個「新文本資料庫」的網上平台，嘗試通過資料整理和劇本研習的方式去逼迫我們心目中的新文本。這幾個月我們已著手整理了兩位英國劇作家Sarah Kane和Caryl Churchill的材料，未來我們應會繼續在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劇場找尋更多新文本劇作家的例子。不過在這個過程裡，我們還總是常常在問自己：為什麼是這幾個劇作家，而不是另外一些。而總也有些朋友會帶著一些劇作家名字和作品，追問我們那是不是新文本。我實在不希望大家會用一種戲劇類型的觀眾來想像新文本，這是因為，戲劇類型從來都是評論家製造出來的事後說法，像英國的in-yer-face theatre、new writing、德國的blood and sperm theatre、post-dramatic theatre等等，很少會有劇作家會承認自己是屬於某個類型之下的，這不只是因為劇作家不甘被標籤，更因為在他們的創作源頭裡，這些類型根本尚未存在。他們所想的本來就純粹得多：如何回應他們自身戲劇傳統？

新文本是戲劇的事，也是文化的事。我們拿新文本作為一個香港劇場的實驗，大概就是源於對香港戲劇傳統的極度不滿意。正如從前香港戲劇界需要西方前衛戲劇的美學衝擊，如今香港劇場需要什麼？香港社會又需要劇場提供什麼？這些問題，本來就是一種美學精神，而即使我們高舉的不是新文本，而是別的旗幟，我們所問的，也同樣沒變。只是時代剛好讓我們遇上這群可被標籤為「新文本」的歐洲劇作家而已。

這一點，是在我們的兩年裡必須要表達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