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字花》第37期，2012年5月。）

這將是一個不斷發掘、累積、實踐、修正、再實踐的過程。

從某年開始，我們的圈子裡開始有人流傳一些歐陸劇作家的名字，並且不約而同地閱讀著他們的作品。而這群劇作家則不約而同地在戲劇形式與內容上做著一點點有趣的實驗。形式上，他們不拘一格，大膽打破傳統手法－－是寫實的對話卻在一個跳躍的邏輯下、以非日常的語言進行；用抽離的敘事體裁，卻自我批判著種種為虎作倀的言說特權。單從閱讀去推敲文本的可演性，已經教人為之一振。內容上，他們的作品總要談到權力、政治、暴力、歷史……是如此的令人不安，卻又如此的令人興奮。不安在於那些尖銳的視點往往朝你臉上打一記耳光，興奮則是因為作品再次提醒我們，劇場參與社會的可能性：作為一個思辯的平台，一個社會性的活動，劇場所能盛載和釋放的能量。英國Sarah Kane、Caryl Churchill、Martin Crimp、Mark Ravenhill；德國Falk Richter、Marius von Mayenburg、Dea Loher……他們的名字，彷彿以一種超連結的形式陸續現身，並形成了一個有著模糊界線的輪廓。這個輪廓不必然代表著一個新的劇場體系，而明顯地那些劇作家也並非有組織地企圖通過各自的戲劇實驗來共同推動某種藝術浪潮。到底，或許只是因為我們在那些作品中發掘到寶藏，一些可以被應用到自己創作裡去的藝術理念與手法；把那些文本組合起來，更多是在反映著潛藏在我們心裡，對身處戲劇環境所感到的不滿足，對某種類型的戲劇作品的極度飢渴。

為甚麼我們會不滿足？因為我們相信，文字的多樣性，應該可以更有效地探索劇場表演中種種未知的可能性；文本的思想性，應該可以更強烈地讓作品回應新時代的不同挑戰；劇場的社會性，應該可以更尖銳地對現實作出批判，進而參與書寫現實。

而我們希望，通過一點一滴的累積，本地劇場應該可以有容得下實踐這些信念的戲劇作品的空間。

就這樣，一個以「新文本」為主題的戲劇計劃如是誕生。

新文本有幾「新」？

新文本源於英國當代劇場的用語「new writing」，一度是本來停滯不前的英國劇場因為大量原創戲劇湧現而再現的生機。在那一批原創戲劇之中，有某些作品特別令評論者眼前一亮：Aleks Sierz認為它們「relevant and resonant」（相關而共鳴），並且「通過實驗戲劇結構與形式來表達當下感覺（nowness）」。他的觀察，乃對應著那種英式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戲劇傳統與主流美學而作出的，自有其獨特的文化脈絡。當我們借用新文本一詞，有點是把它從這個脈絡抽離出來，從「當下」、「時代性」、「形式革新」這些具普遍性的元素中提煉養份。倒是另一位評價者Dan Rebellato所說的一句話更能把新文本拉近到本地語境：「如今，當面對種種消費文化和市場化社會所帶來的挑戰，美學實驗或許是最有效的政治性回應。」

是故，新文本並非強調「新」，更多是指當下一種時代關懷的展現。它不是否定傳統文本，或者文本中心以外的劇場。新文本的契機和價值，總是相對於一種消解意義的後現代、一種趨於維持現狀的消費文化，才得以成立的。

新文本劇作家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一種叫「新文本劇作家」的物種存在？寫了四十年劇本的邱琪兒（Caryl Churchill）絕對不會叫自己做新文本劇作家。我的意思是，從創作人的角度看，也許沒有所謂新文本這回事，更遑論要視之為一種分類方法。我也寫劇本，即將在一個以新文本命名的戲劇節裡發表作品，但不必然就令我成為新文本劇作者；我要寫的是我想討論的議題，是我的靈感我的思考把我帶到某一種創作形式。貝克特寫《等待果陀》時也沒有向人說自己在寫一個荒誕劇罷。所以，新文本更多是表演研究者和評論者的一個可應用的分析工具，是劇團和節目策劃者可推動的戲劇追求，是創作者可以參考和學習的藝術精神，卻絕對不可能成為創作者的創作目的。

新文本是他山之石，示範了劇場書寫其實還有多大的空間，多大的自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寫作，看似容易，其實要跨越很多既有的方式和框框，要釋放更多強烈的情感。「創作新文本」是規範性的，從研習新文本尋找創作養份，深化對劇場的信念，則會讓我們一再呼吸到那一股自由的空氣。

為什麼要這樣寫劇本？

有朝一日，有誰可以從那些劇作家口中套到一言半句，說明一下他們為甚麼要「這樣」寫劇本，可真的會是功德無量吧！而在此之先，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除了是他們的文本實驗性比較高，也因而比較難搬演之外，他們還運用了種種強烈的方式去反映現實。那種強烈，並非是甚麼石破天驚、新奇刺激的革命性手法；文本中好些元素並非新鮮事，反而是劇作者把不同敘事語言拼合在一起，以看似既不統一，也無章法的形式來突出一種劇場性，才是這些文本有趣與可貴的地方。文本的意念往往是寫實的（這回到創作者強調的當下感與時代性），起點往往是眼下的國家與個人政治議題，然而書寫方式乃至引伸出來的導演與表演手法，就恰恰不是正取的寫實，而多是逆取的、多面向的、自反其道的。這可會是劇作者理解、反思、面對現實的方式？

有這麼的一個說法，有待再發掘、再修正：新文本比任何一種戲劇書寫形式更有「寫實」的慾望，更想攫住現實，並且在過程中不斷刺激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去看清楚那種「實」到底是甚麼。而有趣的是，語言操作既是這個探討過程中的其中一個焦點，也是推動著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的劇場手段。

新文本可以有本土的轉化？

眼見別人在文本的世界中進行著那麼多有趣的實驗，在翻譯、研讀、搬演新文本的過程，或多或少燃點起我們心中的創作火焰。新文本對我們來說算是一種誘惑吧，誘惑我們去獲取和享受那種書寫的放任，那種利用劇場來思考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刻下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也因而急需要回應與找尋答案的是），在我們的文化環境裡作為一個劇場人到底與社會可以產生怎麼樣的關係和意義？新文本似乎引領著我們回歸到劇場的初衷，嘗試通過劇場藝術的內部對話，連結到外部進行反思與抵抗。在這個基礎上，將新文本作本土的轉化，便有了積極的意義，是一種可以超越「臨摹」、「借用」、「挪用」、「誤讀」、「翻譯」等形式，立足於本土經驗的轉化行為。這種轉化的過程在甚麼時候才正式發生，需要用幾多時間去完成，或許不是我們目前的重點，反而是我們如何通過現在的各種練習與實踐，去回應這種創作上的「呼召」，才最關鍵。

誰殺了大象？

如果說，以上種種思考，都沉澱到我即將發表的作品裡去，恐怕叫這齣戲太沉重了。無可否認，《誰殺了大象》是在我導演了幾次新文本的經驗之後，第一個創作的劇本，而邱琪兒的《遠方》那充滿高壓恐怖的世界，也成為了構思這部戲的起點：那充滿高壓恐怖的世界，到底距離現在的我有多近？這是《遠方》的大哉問，通過導演那文本，或許不盡然令自己充分回答到這個問題，卻正因為這樣，更激發起自己由零開始，以自己的書寫，把更貼近自己生活經歷的種種，在劇場裡繼續那尋探之旅。

新文本是一個立體的劇場操作，絕不是紙上談兵的。這裡面有大量的劇本研習、不斷的討論、從錯誤中學習的冒險式實踐、本土轉化的探索……如果將來真的有所謂新文本的定義、範圍或本質出現，那必定是通過這些不同形式的實踐與對話來反覆修正出來的。在那之前，讓我們以開放的態度去尋找劇場中更多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