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字花》第38期，2012年7月。）

如果這地有她，
如果她沒有離去，
如果可以，
如果。

在《渴求》（Crave）的演出場刊裡，我寫下了以上一段創作者言。

已經是2006年12月的事。那時候，我剛離開報館的工作不久，在當時的劇場組合（現PIP文化產業）任職。在馮程程的召集及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支持下，聯同鄭煥美及梁曉端，在前進進牛棚劇場搬演了莎拉‧肯恩（Sarah Kane）的 《渴求》。他們說，那是莎拉‧肯恩的作品首度在香港上演，同一個晚上上演的，還有由張藝生執導、莎拉‧肯恩的最後一部作品《4.48精神異常》（4.48 Psychosis）。

開始的時候，我對莎拉‧肯恩的認識還是相當片面，唯有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才逐漸拼湊出她的面貌  一位英國新生代戲劇浪潮「直面劇場」（In Yer-Face Theatre） 的代表劇作家，第一部作品《驚爆》（Blasted），於1995年在倫敦的皇家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那個只有六十座位的樓上劇場首演，旋即掀起英國戲劇界的激烈爭議。而評論界一面倒的劣評，對照重量級劇作家們如品特（Harold Pinter）、愛德華‧邦德（Edward Bond）及卡瑞‧邱琪兒（Caryl Churchill）的公開支持與讚賞，即時吸引了我的注視。那一年，莎拉‧肯恩才廿四歲，剛離開研究院不久。這些當代最優秀的劇作家們，在她的作品裡看懂了甚麼，以至於他們要站在同一陣線，公開捍衞這位初出茅廬的作家，以及她作品裡的思想、創作與藝術探求？

《渴求》是莎拉‧肯恩的第四部作品，內容跟詩人艾略特（T. S. Eliot） 的《荒原》（The Waste Land）、《聖經》金句，以及英國的流行音樂遙相呼應，被認為是她最富詩意、最成熟的一個作品，跟《驚爆》的劣評大相逕庭；《渴求》首演時，她還特地不以本名發表，以免評論界先入為主。

《渴求》最先吸引我的，是劇場語言。整個文本恍若一首長篇的詩歌，一個個體內在的細語呢喃與辯證，時而愛慕、哭訴、哀求，控訴，意境豐富，影像深刻。讀著，讀著，在 C、M、B和A 訴說他／她們的愛恨、希望、需求、絕望和孤獨的同時，我被一種難以名狀的氛圍與坦蕩牽引，經過迂迴的小徑，在不知不覺間，進入了文本的核心。劇作家淘空了自己潛藏的一切意志、擲下所有面具，向觀者剖開了個體在生死愛恨之間的自我思辯與掙扎。在那直率坦蕩的文字裡，我不單遇上了作者，還瞥見了自己。

原以為在研讀他者，然而觀照的卻是自身。

我呆住了。

我不斷迴轉／一種恐怖／深沉到只有儀式可以盛載／可以表達／可以解釋／可以維持（摘自《渴求》）

莎拉‧肯恩不吝直言表白，也從不隱藏修飾自身對愛與生命的渴求，以及對周遭世界的控訴。當我手執她的文本全集，一部一部地讀下去的時候，已被各個文本的暴烈與溫柔所震懾，全然沉浸在其語言與劇場性的詩意與意象之中；讀完最後一部作品《4.48精神異常》，卻又惋惜不已，深感她那無法透過創作自救與救贖的境地——完成《4.48精神異常》後，她因飽受抑鬱症困擾，於1999年自殺身亡，終年廿八歲。

廿八歲，創作力最活躍最旺盛之年，她卻選擇了離去，給自己的生命劃上句號。然而，她的作品至今仍被全球的劇場不停搬演，在她遺世的五部作品中，處處可見她對現世並行的關懷與譴責；作品的生命，仍在以其最燦爛的姿態，活著。

至於我，和曾搬演她的作品的創作人，也在以不同形式，延續她的生命，與關注。我們四人在演繹《渴求》時，便以追求呈現最貼近原作的神髓為本，為求讓香港觀眾一嚐劇場文本極度詩意的可能性；於是，在翻譯與排演的過程中，在尋求粵語與英語之間對等的意義與節奏之間，花了最多的功夫，也不時被當中的意象與音樂性所震動。

莎拉‧肯恩也成為我發掘其他歐陸當代劇作家的一個起點：艾爾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卡瑞‧邱琪兒（Caryl Churchill）、馬克‧瑞文希爾（Mark Ravenhill）、馮‧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福克‧李希特（Falk Richter）、馬丁‧昆普（Martin Crimp）等等一批當代創作力最蓬勃的劇作家，無不透過戲劇語言與劇場形式的革新，甚至以近乎尖銳與暴烈的手法，回應當下處身的社會與政治現象。他們的示範，於我等創作人而言，有如當頭棒喝。

早前在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主辦的「新文本講堂」中，一位年輕的觀眾就這些劇作家的創作方法與語言提出了疑問：我們今日的社會，是否需要以這樣殘酷與暴力的創作手法去反映與回應？

觀眾的提問，是回應莎拉‧肯恩於《驚爆》中無處不在的暴力與權力操控。有講者隨即列舉種種於今日社會接連發生的相關事件，提醒觀眾類似的社會現象其實屢見不鮮，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注意它的存在，以及如何回應。

觀眾的提問，可以是一個有關劇場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創作問題，也可以是作為一個劇場工作者，如何自處與處世的問題。以莎拉‧肯恩為例，在研讀她對劇場形式及文本創作的實驗探索之餘，也不能忽略一直激勵著她成長的英國文化、戲劇與政治環境，她在中學期間遇上的戲劇啟蒙老師，參加業餘劇社的經驗，大學戲劇系和研究院的學術研究與薰陶，專注培育劇作家的大型劇院的支持，讓她成為駐院劇作家，提供穩定的場地及資源，讓她專心持續實驗她的劇場語言與形式，也給她提供了發表的平台，讓她的作品得以問世，並接受觀眾、評論以至戲劇界同仝的討論與挑戰。此等文化環境，是實踐藝術探索不可或缺的養份。而英國以至歐洲社會的政治現狀與社會民生，也成為當代新文本劇作家的素材與刺激，要以革新的創作，回應時代需要。

雖然擁有豐厚的養份與支持，莎拉‧肯恩沒有隨市場而走，她選擇走在最迂迴的創作路上。她的作品，她的創作態度，也成為我往後創作的一點光，無時無刻在提示著我，跨越劇場語言、形式以及回應社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