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資料節錄自前進進2013年版《金龍》演出文本顧問陳佾均與導演陳炳釗的電郵對話、陳佾均發表於新文本資料庫號外第一期的文章〈從希梅芬尼的戲劇敘事看德國當代劇作的危機與轉機〉及《金龍》（英國 Arcola Theatre ，2011年）演後談記錄。）

1. 「表面上的自由」：德國人與非法移民

希梅芬尼在《金龍》得 Theater Heute 年度最佳劇作受訪時談到，當初這齣戲的構想，來自一個律師朋友。這名律師在遣返移民的暫留監獄工作，劇作家去了監獄進行田野調查，但發現面對來自不同地方、文化背景的非法移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他根本找不到切入點；再者，紀錄式的揭露在劇場中的效果也做不過電影或電視。所以，他覺得自己只能用一種看起來很不寫實的技法，像個災難童話一般的寫作方式來處理。

他又提到自己跟非法移民接觸的經驗，感觸最大的是關於這些人「表面上的自由」（scheinbare Freiheit，英譯seemingly free）。相較於等待遣返的移民，有部份人似乎「達到目的」可以在德國留下來工作，但這種自由卻建立在隨時會被舉發、不能看醫生等不自由的日常現實裡。

「表面上的自由」是貫穿所有角色的關鍵字。除了那群被困在餐廳廚房的中國人外，還包括劇中其他角色，譬如四處飛行的空姐，「眼前的生活就是在一條嗡嗡作響的大圓筒裡送餐點，距離海面三萬三千尺」，其他的角色亦各有各自的束縛（老人可以說是被自己老去的軀體困住，而他年輕的孫女雖擁有青春，卻也不自由。男人被他的直條襯衫，也就是他的工作與社會角色困住等）。

「表面上的自由」作為關鍵字應該比強調一種無以名狀的渴望來得更具體一點。當然，這兩點是相連的，因為自由只是表面的，所以有渴望，想要許願，想要成為別人。

劇作家用了移民這種明顯是「他者」（other）的角色，但處理態度，則是希望可以找尋不同人之間的共通點。他在訪談裡也說過，就算他用很寫實、用田野調查一般的細節來寫這齣戲，然而最終這些細節卻不能引起觀眾的想像與共鳴，那又有什麼意義？他說在劇裡，甚至可以說德國人與外籍移民的連結就是透過Ingar 和那顆血淋淋的牙齒才建立起來的。

2. 「演員只是在嬉戲」：刻板印象與扮演

「全球化，尤其是非法的外籍勞工實在是很複雜的題材，它跟勞力剝削息息相關，是個充滿苦澀的沉重主題。我一直在找一條路，要把它搬到舞台上敘述。最後，我覺得用看似『最輕快』、遊戲式的辦法是最好的︰沒有人在舞台上只演『中國人』或『剝削者』的角色。所有的人演所有的角色，每個角色都被顛倒過來，這會改變觀眾的視角，因為他不能取向於固定的角色分配，必須重新看待那些幾乎合乎一般刻板印象的人物。」——希梅芬尼

不只是為避免寫實描述淪為尷尬的民俗展演才玩弄扮演，扮演也涉及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關係。刻意的平板同時也是因為希梅芬尼在創作時對語言在劇場中之召喚力量已經很有意識︰「在《金龍》裡光是一說『中國人』，觀眾在腦海裡就已經出現一個速寫的形象了」。希梅芬尼在 Theater Heute 的訪問裡提到，所謂刻板印象，就是觀眾一聽到一個字，直覺會聯想到的那個印象。劇作家接受這個事實，就從那裡跟觀眾玩起——你以為只有這樣，當然不只這樣；你以為這種經驗離你很遠，當然不是如此。

3. 「稍停」：心理寫實之外

問到為什麼在對白中加入「稍停」，劇作家解釋，這是把整個劇場形式暴露出來的一種手段，推倒第四堵牆，拒絕史坦尼夫斯基式的心理寫實風格。「這個故事需要的是一種人工化的方式。劇場是一種嬉戲（這是我喜愛劇場的原因），台上的人只是在玩耍，這可以產生很大能量。西方戲劇傳統如易卜生、契可夫和史坦尼夫斯基都致力創造角色，但我們現在書寫的角色卻是一些我們其實並不了解的人物。這反映了眼前這個全球化社會的狀況──生活中身份的不斷轉換，令我不能夠純粹採用心理的進路。這個戲要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可以變成另一個人會怎樣？強調演員不斷進出角色的這種戲劇構作方式，讓觀眾更容易理解和更貼近這部戲的主題。畢竟，劇場的基本元素就是「轉換」，成為別人，這個規則令我們時常保持警覺，引發思考。

4. 「邪惡的故事」：螞蟻與蟋蟀的寓言

螞蟻與蟋蟀原來是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希臘原文中是用螞蟻與蟬。這兩種昆蟲的對比成為一種原型，螞蟻作為為明天存糧的代表，而蟋蟀則相反，隨著時代不同，從不知道計畫未來的負面形象，演變到活在當下、或藝術家（相對於實用與功利主義）等正面的解讀。

寓言原來的版本，結局是螞蟻拒絕幫助蟋蟀，不過蟋蟀之前也有嘲笑在工作的螞蟻。很早的版本（因為每個譯本與編選本都有些許不同）便有螞蟻最後說︰「你都在唱歌啊？很好，那你現在可以跳舞了」這樣見死不救還落井下石的情節（所以希梅芬尼才稱這個故事是「邪惡的故事」）。

另外，因為在歐洲語言裡，這兩個昆蟲都是陰性的字（在德文中也是），所以本來就有用年輕女人表現脆弱無依的蟋蟀的傳統。這個連結不是希梅芬尼憑空想出來的。

結局的殘酷使這則寓言顯得很曖昧。由諸多版本的歧異之處便可看出在編譯這則寓言時想表達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可以從蟋蟀的角色著手進行重新詮釋，也可以從螞蟻。螞蟻一直以來是勤奮工作、未雨綢繆的象徵，為了降低曖昧，後來也有許多版本將原來殘酷的結局改成皆大歡喜、蟋蟀知錯的結局（如迪士尼的卡通就是一例）。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寓言，就是要拿來改的，這個寓言在接收史上一直是這樣的角色。希梅芬尼改的方式就是強調蟋蟀的困境，而且顯然不是像寓言裡那麼簡單，是因為她自己的懶惰。過去螞蟻的角色曾被解讀為勤儉、貪得無厭、或勤儉又有分享愛心等，希梅芬尼則把她與累積資本、資本無限擴張導致的全球剝削連在一起。

（本文曾刊於「主場新聞」網站：新文本戲劇節 2013：羅蘭‧希梅芬尼說《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