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邱琪兒的作品多次被搬上華文舞台,為兩岸戲劇觀眾帶來了鮮活的藝術養份。華文導演扭盡六壬與邱琪兒的文本交鋒,每一次過程既驚心動魄又其樂無窮。今期邀請數位曾經搬演邱琪兒作品的中港台導演,分享他們進出邱琪兒戲劇世界的體會與心得。
台北:張碩修 (Social)
張碩修,外號Social,曾為台灣渥克劇團團長,現於台北市開設「卡米地喜劇俱樂部(Comedy Club)」,運用脫口秀結合飲食。在之前曾從事喜劇創作,企圖以喜劇來表達人生世事一切。
導演邱琪兒作品:《Drunk Enough to Say I Love You》(2010)
1. 你是怎樣認識Caryl Churchill的?
大約在5年前聽友人在談論性別議題時提起《Cloud Nine》這個劇本,一開始僅僅是覺得有意思,但也只是淺淺的記憶。直到2年前有機會執導她的作品《Drunk Enough to Say I Love You》(《醉後說愛我》),才開始對她的作品有了比較深的認識。
2. Caryl Churchill的作品對你的創作有甚麼影響?
看Churchill的作品,可以直接感受她的「脾氣」,她是理性、堅決,看似平和卻絕不讓步的。你必須Fit in她的世界觀,才能知道她想傳達的內容,光是這點就是個學習了。她在創作者的態度展現和對特立獨行這件事的堅持上,對我是相當受用的。
3. Caryl Churchill的作品如何影響著你對「劇場」的理解?
Churchill近年的作品,除了文本之外,幾乎鮮少揭露其他訊息。這點給執行劇本的導演兩個極端,一方面是極高的自由,導演可以海闊天空地用自自己的想法來發揮劇本。但另一方面卻又是相當限縮的,因為她的文本是相當「嚴格」的,文字給的掌控其實相當多,一不小心便會覺得是否離題了。她的東西當然是相當劇場的,必須在現場當面溝通下呈現,才有機會得到震撼吧!有些部分更可以說是反Drama或反演出的。
4. 可否談談你演出Caryl Churchill劇作的經驗?
而在排《醉後說愛我》這個嚴肅、艱澀的劇本時,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折磨。這是個瘋狂的戲,怎麼樣都該這麼說。
劇本的內容是長達60年來的國際級瘋狂SM,主角是美國和英國。導演也就是我,一直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怎麼樣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在她的劇本裡搞鬼,尤其近來來我的所有心力都放在喜劇上,怎麼樣都想把它做成喜劇。
在排演的過程中,慢慢將《Drunk》排成了一齣動作派的男男SM戀鬧劇。就在收尾階段,我突然發現有問題,我覺得似乎有對不起Churchill的地方,似乎沒有更盡責將她想講的好好傳達,而卻把劇本外的花腔當成了重點。為此,還跟演員有了一番不小的爭論。
在後來丟掉了不少「料」之後,呈現出來的結果,我們內部的人都滿意了,而台北觀眾的迴響也泰半是正面。幾位大學教授更認同的跟我提出進校園演出的邀請。
也許我對得起她的,用我的方式讓她的本子在一個對她陌生的國度,用笑的方式生吞活剝下肚。至少多數的時候我都在發笑著。
台北:鴻鴻
詩人,電影及劇場導演。 曾任《表演藝術》、《現代詩》、《現在詩》主編,並為唐山出版社主編【當代經典劇作譯叢】,現任《衛生紙+》主編。迄今擔任三十餘齣劇場、歌劇、舞蹈之導演,並於2009年創立【黑眼睛跨劇團】。
導演邱琪兒作品: 《Far Away》(2003)及《A Number》(2004)
1. 你是怎樣認識Caryl Churchill的?
大約是2002年,在巴黎看Peter Brook導演的《Far Away》,第一次對這位傳奇女劇作家有親身體驗,於是發憤讀她所有劇本。她的近年劇本也成為我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劇本教學素材。
2. Caryl Churchill的作品對你的創作有甚麼影響?
採用危險的劇場手法直接面對當前世界的問題。
3. Caryl Churchill的作品如何影響著你對「劇場」的理解?
重新信任語言在劇場的力量。如何藉著摧毀觀眾對劇中人的認同,達到令人自我反省的目的。
4. 可否談談你演出Caryl Churchill劇作的經驗?
我在2003年翻譯並導演了《Far Away》(《遠方》),2004年導演了《A Number》 (《複製人》)。她的戲必須用簡約的美學,才不會喧賓奪主,但是如何用最少劇場元素的調度,鉤出作品隱含的題旨,才是最大難題。《Far Away》我在轉場用了戰爭和動物互相殘殺的影像,配合舒伯特的弦樂四重奏,彷彿有點效果。《A Number》則請出充氣超人娃娃當道具。場景和演員的表演都必須逼真又不能太寫實,不能讓觀眾停留在情節表面。
北京:曹克非
生於上海,曾在上海和瑞士伯爾尼就讀德語和戲劇學系,從事戲劇導演工作以及劇本翻譯,並策劃了多個國際戲劇交流項目。導演的戲劇作品有《在路上》、《習慣勢力》、《火臉》、《終點站—北京》、《在一起》、《天空深處》、《嫦娥》、《乘坐過山車飛向未來》等。2008年在北京和友人共同創立LADYBIRD瓢蟲劇團,獨立創作跨界的劇場作品。
導演邱琪兒作品: 《Far Away》(2009)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德國戲劇界,曾經席捲了一陣英國當代戲劇的狂風,領軍人物是那時才三十歲的德國戲劇導演Thomas Ostermeier,他1998年導演的Mark Ravenhill的劇作《Shoppen & Ficken》震撼當時仍然由老一代導演統治的劇壇。後來我聽說了Sarah Kane、Martin Crimp 和 Caryl Churchill,我讀的比較多的是Sarah Kane的劇作,對Caryl Churchill的並不熟悉。一直到2009年周瓚從台灣带来了一本詩雜誌,里面有鴻鴻翻譯的《遠方》,我這才第一次讀她的作品。
這個劇作的語言和結構非常獨特,比如在第一場是小女孩琼和姨在姨的家裡的日常場景對話,姨在極力掩飾哄騙琼看到的暴力,到了第三場琼已經長大,她在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中逃亡到姨的家,她向男友和姨描述一路上所看到的地獄般的景象,這是一段敍述性的詩劇。在《遠方》劇作中,不是情節,而是主題來統一劇作的結構,主題的統一性是某種在戲劇中更為深層的東西,它既能讓文本的寫作更為自由,同時文本又不喪失其内在的聚合力。《遠方》中時空的轉換、語言風格的跳躍、意象的運用以及場與場之間的留白正是我在劇場裡所要探索的。
Caryl Churchill的自由寫作風格打開了我編導這部戲的思路。首先「暴力」這個主題是我們創作的核心,我们不拘泥於忠實地再現原著,而是把它當作劇場行動的起點。由此我們開始尋找身體的各種表現可能性,探討在我们當下的現實社會中發生著甚麼樣的暴力,暴力有哪些呈現的方式,講述我們個人的成長經歷中所遭受或施行過的暴力等等。
在《遠方》的舞台上灑滿了鮮紅的玫瑰花瓣,表演者在上面通過肢體、人聲、對話、敍述、群像等表演形式來呈現劇裡劇外的人物、故事和場景。這個芬芳鮮艷的場域,很快就被表演者們踐踏,碾碎,轉換為一个血海似的戰場,表演者白色的T恤衫上漸漸染上了紅色的印迹,他們是施暴者又是暴力的犧牲者。在此,不同的時空、寫實與虛構、具象與幻象互相交織,互相映射。在演出中,我第一次嘗試和觀眾在真正意義上的互動:演出進行到將近一半的時候,突然,場燈大亮,我们劇中一位職業是記者的表演者,開始採訪劇的參與者和現場的觀眾,問題非常日常,圍繞著劇中的人物以及暴力這個主題,觀眾的反應和回答又構成了這齣戲的一个重要部份。
《遠方》是瓢蟲劇社2008年創辦以來的第一齣戲,從那時起,我改變了過去只是在戲劇圈裡創作的封閉性,和來自不同領域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這種互相之間的碰撞激發了我對戲劇重新的發問和實踐,它同時在打破牢牢統治我們劇壇的各種界限,比如職業與非職業、演出與觀眾、生活與藝術以及戲劇與其他領域之間的界限。這為我們後來兩年創作的詩劇奠定了基礎。
澳門:莫兆忠
澳門劇場編導及戲劇教育工作者,澳門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應用中文及中文傳意專業學士。現為澳門劇場文化學會會長,澳門劇場刊物「劇場.閱讀」季刊總編輯。多年來從事劇場創作、教學及評論,曾任牛房倉庫藝術空間行政人員及澳門藝穗節2007節目總監。
導演邱琪兒作品:《Seven Jewish Children》(2010)
《衛生紙》第一期刊登了她的劇本《遠方》,讀過一次後很喜歡,於是又找過一些朋友圍讀一次兩次,後來知道前進進會演出該劇,於是過港看,同場看了《七個猶太小孩》很震撼,才開始留意劇作者的名字。至於創作,不能說她對我有甚麼影響——或者現在還不是很明顯,只可說刺激了我對「本土」與「世界」之間的一些想法。在她的劇作中,萬物是互相牽引與影響,今日跟你相遇的一件小事,可能是未來你對他人的最大傷害,你在這邊喝一口咖啡,世界的另一端也許因此死了成千上萬的狗,過去人們看戲、做創作,常常要「進入內心世界」,但在Caryl Churchill的作品中,她告訴你劇場是讓人通往世界的,我們說「我」、「本土」常常是個封閉的系統,但在Caryl Churchill的世界裡,世界是開放與互動,而且處於一個互相傷害、剝削、抑制的狀態。她的世界裡已沒有明顯的外部衝突,衝突最尖銳的地方,都在看似平淡的外部生活背後。
我沒有正式演出Caryl Churchill劇作的經驗,倒在澳門組織過一次「在公共空間讀劇是正經事」的活動,那是一個持續舉行了三年的,無組織鼓勵大家自發的行動。2010年 12月31日我選了《七個猶太小孩》,有幾組不同的臨時組合,同一天內在澳門不同的公共空間中讀劇,我和盧頌寧在南灣湖對著未來的填海區來讀,可是讀完後很久都沒有路人停下來看我們做甚麼,自己讀的時候一直感到疑問,未來、現在的關係究竟是甚麼?我現在做的事跟未來有甚麼關係?文本呈現出一種開放的結構,但開放中又是危機四伏,語言中彷彿有很多按鈕似的,不小心按下其中一個,就會向未來射出一個炸彈,每一個個人都具有毀滅性。
放在澳門現時的劇場環境中看,Caryl Churchill的作品可以打開我們封閉已久的世界觀,可是澳門劇場人卻仍未願望打開Caryl Churchill的劇本。
相關連結:
「在公共空間讀劇是正經事」《七個猶太小孩》
「給下一代說甚麼——《七個猶太小孩》」
香港:甄拔濤
現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新文本工作室成員。作品包括: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西夏旅館》(新文本戲劇節2012節目)(文本及導演);《鉛筆擦膠——城市魔幻繪本》(入選雜誌《讀書好》2009書展100本好書)(文:甄拔濤、圖:KY Chan)等。現時亦有擔任中學寫作班導師和「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義務教師。
導演邱琪兒作品:《A Number》(2010)及《Drunk Enough to Say I Love You》(2011)
求學時期要念當代劇場。其中一個研究讀本是 Caryl Churchill 的《Top Girls》。可能沒有認真細讀,她沒有成為我心儀的作家,往後也沒有追蹤她的作品。直至兩年前,經陳炳釗及馮程程介紹下,才有幸接觸和執導她兩個近作《一個數》(A Number)(讀劇)及《我無醉,我愛你》(Drunk Enough to Say I Love You)(選段,讀劇)。
和Churchill 交手都很費勁。這兩個文本均無明顯舞台指示,行動卻深藏字裡行間,極需導演和演員花時間、心機來填充。《一個數》的懸疑語言之海、《我無醉,我愛你》的外交政治一夜情,卻讓人愈嚐愈津津有味。即使讀劇完畢後,仍然覺得有許許多多的演繹可能性有待發掘。
Churchill對劇場形式的思考,已臻化境。她把不必要的一一拿走,留下的就是耐人尋味的劇場精華。Churchill的極簡劇場書寫,似是呼喚我們共同創造新的劇場美學。